“一个著名的，或者仅仅是有一定地位的人物自然死亡，是如此稀罕，以至历史家把它当作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传之后世。而那么多无辜的、值得尊敬的公民的死，同那些屠杀他们、告发他们的人的横行霸道和聚敛不义之财比起来，似乎只是一种小小的灾祸。神圣不可侵犯的告密者们天天都在得意洋洋地进入死亡裁判所，天天都在接收丰富的遗产。所有这些告密者都用一个最漂亮的名字来炫耀自己，自命为科塔、西皮翁、雷古鲁斯、塞维斯、塞维路斯。塞雷努斯侯爵为了一鸣惊人，出人头地，竞诬告他业已被流放的老父为反革命罪犯，此后，他就恬不知耻地自命为布鲁图。有这样的控告者，就有这样的审判官，作为生命财产的保护者的法庭变成了杀人的屠场，在这样的法庭里，所谓刑罚和没收财产是纯粹的谋杀和掠夺。”

    卡米尔德穆兰不只是攻击革命的独裁的制度，而是还要废除它，他扬言要建立一个宽大委员会，认为这是结束革命和平息党争的唯一方法。他的报纸在舆论界产生很大影响；给人们增加了希望和勇气。到处有人互相询问：“你有没有读过《老科德利埃党报>？”同时，法布尔德格兰丁、拉克鲁瓦、布尔东德洛瓦兹，也都在鼓动国民公会摆脱两委员会的束缚；他们竭力联合山岳党和右派，以期恢复国民公会的自由和权力。由于两委员会权力非常大，他们便试图逐步削弱它们；这是他们应该采取的步骤。重要的是要改变舆论，给国民公会增加勇气，以便依靠道义的力量来反对革命的力量，依靠国民公会的权力来对抗两委员会的权力。丹东派的山岳党人试图使罗伯斯比尔脱离十头政治中的其余的人；他们认为只有俾约戈伦、科洛穗布瓦和圣茹斯特是死心塌地拥护恐怖政策的。巴雷尔拥护这个政策是由于他的软弱，库东拥护这个政策是为了效忠于罗伯斯比尔。他们企图利用罗伯斯比尔与丹东的友好关系，利用罗伯斯比尔的秩序观念，严谨作风，他的公开宣扬道德以及他的自尊心，而把罗伯斯比尔拉到温和派方面。罗伯斯比尔曾经维护过七十三名被羁押的吉伦特党人，使他们免遭两委员会和雅各宾派的毒害；他曾经大胆地抨击克洛斯和埃贝尔为极端革命派，他曾经使国民公会宣布承认最高主宰的存在。当时，罗伯斯比尔是享有最高声望的人，可以说是共和国的调节者，舆论的支配者；只要把他争取过去，就可以完全控制两委员会和公社，而且又不会影响革命的事业。

    丹东从阿尔西回来后同罗伯斯比尔见过面，看来两人是和好了；当雅各宾派攻击丹东时，丹东受到了罗伯斯比尔的维护。罗伯斯比尔赞成《老科德利埃党报》，亲自为它批阅修改稿件。同时，他宣传了几项主张温和的原则，但因此激怒了当时掌握革命政权或认为革命政权不可少的人。俾约戈伦和圣茹斯特公开支持两委员会的政策。德穆兰在谈到圣茹斯特时曾这样说：“他是非常持重的，以至于把自己的头当作圣体庄重地端正地放在两肩之上。”圣茹斯特答道：“在我本身，我要象圣德尼那样拿着自己的头。”科洛穗布瓦在这时出使回来，他维护一度受到威胁的无政府主义派，他的到来恢复了这一派的勇气。雅各宾派开除了卡米尔德穆兰，巴雷尔也在国民公会上代表政府抨击他。罗伯斯比尔也没有幸免，他被指控为犯了温和主义，并且在群众中已有怨言。

    但是，罗伯斯比尔的威信很高，没有他就不能进攻和取胜，所以两方面都要争取他。罗伯斯比尔凭借他这种优越地位，站在两派之间，哪一派也不参加，而专心致志把这两派的领袖一个个都打倒。

    在这种情况下，他要牺牲公社和无政府主义者；两委员会则想牺牲山岳党和温和派。他们是这样达成协议的：罗伯斯比尔把丹东、德穆兰和他们的同党交给救国委员会的委员，救国委员会的委员把埃贝尔、克洛斯、肖梅特、隆森和他们的同党交绐罗伯斯比尔。他首先袒护温和派，从而作好准备来打垮无政府主义者，并达到对他的威望和自尊心都有利的两个目的：既打垮一个可怕的党派，又除去一个具有革命声誉的与他争雄的人。 在他们这方面，除了这种党派之间的钩心斗角以外，也存在着救国的动机。在这个时期，还普遍存在对共和国的不满，共和国方面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此两委员会认为还不到与欧洲和国内反对派讲和的时候。在两委员会看来，不实行独裁就不可能继续作战。此外，他们认为埃贝尔派是一个卑鄙下流的派别，它使人腐化，制造混乱而帮助外敌；他们还认为丹东派是以政治上的温和和道德败坏而危害、污辱共和国的党派。因此，政府通过巴雷尔的发言向大会建议继续作战，并加强继续作战的行动。几天以后，罗伯斯比尔要求保持革命政府。这时他已经在雅各宾俱乐部声言反对他一向支持的《老科德利埃党报》。他是这样反对法治的政府的，他说：

    “在外面，各国的暴君包围着你们，在里面，所有的拥护暴政的人都在进行阴谋叛乱。不剥夺他们的犯罪的可能性，他们是要谋叛到底的。必须镇压共和国的内外敌人，否则就要与共和国一同灭亡。在这种形势下，第一个政治原则应该是：用理智对待人民，用恐怖对付人民的敌人。人民的政府在和平时期的动力如果是道德，人民的政府在革命时期的动力就是道德与恐怖。没有道德，恐怖是有害的，而没有恐怖，则道德不能发生力量。因此，你们必须用恐怖来制服自由的敌人，然后才能成为共和国的奠基人。革命的政府就是自由对暴政的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