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第51小节，讲到了农夫和马夫的德性。通常来说，农夫和马夫是学不了圣人的，一来“觉悟程度”总是不高，品性爱财，二来资源也是有限的，有人占光占尽了，有人只有喝个西北风。所以，农夫和马夫都更为可能搬出算盘，凡事和人斤斤计较。主要是出于这个原因，前面第20小节提到的法家一类的法学理论，特别强调了国家法律的赏罚意义。
法家那一套，容易给人这样一个印象：拿人当动物对待，听话了递个食物，“调皮”了抽打一顿，对人全然没有一个人道主义的菩萨心肠。这样看法家，似乎有点冤枉的地方。其实，中国古时法家分子的最终目的，一方面是前面第20小节提到的“以刑去刑”，另一方面则是希望江山社稷踏实稳当、国富兵强，从而人人都是福星高照。《商君书》说：“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商君书·说民》）。这是讲，凿实的刑罚才能产生实力，有了实力才能强盛，强盛之后就是威风凛凛，再下去就是恩德浩荡。《韩非子》也说，“……知有罪之必诛，而私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韩非：《韩非子·奸劫弑臣》）。这又是讲，小民知道犯事后必遭诛杀，个个都会把奸贼抖落出来，由此没人再敢以身试法了。到了这一步，国治兵强，土地宽广，君主也是显得日日有头有脸。
《吕氏春秋》说过一个隐喻：“群狗相与居，皆静无争，投以炙鸡，则相与争矣，或折其骨，或绝其筋，争术存也。”（《吕氏春秋·为欲》）隐喻的意思是讲，一群狗呆在那里，没人招惹它们，它们都会平静自如，“修身养性”。但是，扔去一块烧鸡，群狗就会蹦跳起来直至你争我夺，将鸡撕个惨不忍睹。对这个隐喻《晏子春秋》也类似地描述了一番：“……蓄狗也，多者十有余，寡者五六，然不相害伤。今柬鸡豚妄投之，其折骨决皮，可立得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景公藉重而狱多欲托晏子晏子谏》）
从这个隐喻看去，法家的心思又是在于解决如何叫狗不会再去为鸡撕打，如何将鸡扔过去时，狗只会自觉呆在那里，依然不被烧鸡之类的诱惑搅乱意志。换句话说，有时自然资源的有限，是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就算个个勤奋、人人辛劳，也不一定可以生产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衣食财富。所以，想法要使社会除了君王之外，都要在条件艰苦之时，依然精神抖擞、整齐划一。如此说，“饿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商君书·画策》）。这里的“法”，指的就是严刑峻法一类的东西。当然，法家分子好像没有直接拿狗争鸡比作人的互不相让。可是，他们的意思尽到了。
虽说法家分子企图多多，但是，在此我们倒是最为关心从法学的角度来看，法家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法律世界”。说到这个，我们权且用俩字儿概括一下：极权。
有洋人说：法家法律观的形成，不是基于“人权”的考虑，而是这样一种认识：为了有效地控制在其管辖之下日益增多的民众，法律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在思想方面和使用手段方面，法家是一群真正的极权主义者，对于民众，总是考虑如何从整体上加以控制。（布迪、莫里斯，1995年：页13）
另有中国学者说，“古代法家是赤裸裸的极端专制主义的鼓吹者和执行者”（张晋藩、曾宪义；1981年：页218），“当时的法家……要想在封建等级制上实行中央集权，其结果也必然只能集权于君
主，而以专制为归宿”（张国华，1981年：页237）。这些说法，绝对没有委曲法家分子D相反，法家分子也许会毫不羞涩地宣称：我们正是这么回事。说到“极权”，谁人都会知道那是啥个意思。可是在法学中去说“极权”，和政治学就有些分别了。在政治学中，极权有时可说“无法+专制”那码事，在法学中倒是“可以专制”却是不能“无法”。在前面第2小节，提到过国家法律和官府的关系，我们把这叫做中国法学的一个隐喻。其实，在中国法学中，将国家法律和官府揪在一起，便隐含了一个深层意思：国家法律是通过官府中介来“通天”的，通向了最高统治者“天子”。用今天法律学子特别熟悉的话来说，法律最终体现了最高统治者的意志。
这等概念极为关键。我用个粗浅例子，来说明其中的紧要。
假设现在有10个人准备一起过日子。这10个人各有所好，意见不一，有人喜欢酱油有人喜欢醋，而且时常因为嗜好不同发生矛盾。要解决问题，有三个方法。其一是一人说了算，其二是多人说了算，其三是“顺其自然”。前面已经看出，“顺其自然”不太现实，我们暂且把它放在一边不予理睬。第一个方法有时被人叫做“专制”，有时叫做¨独裁”。在这种方法中，可以有法律，也可以没有法律。当有法律的时候，法律是个哈内容就由一人定个乾坤了。这个“专制领导者”可以自己拿张纸来，依照自己的意志或兴趣，将法律条文一一写下，叫另外9个人凡事照此办理。第二个方法通常有个好听的名字——“民主”。在这个方法中，法律是个最为常见的治理手段。10个人首先坐在一起，讨论彼此的需要，该妥协的妥协，该少数服从多数的便少数服从多数，最后大家投票通过一个文字规矩，法律于是产生了。这时的法律可说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