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网的疏密·法律的原则性
作者： 访问次数：131 时间：2021/08/04
现在，我们可以追踪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灵活解释”是个甩不掉的事情，那么，我们何不干脆堂而皇之地留下它，进而将国家法律的文字干脆制定得“疏松原则”些？像在三陶时魏国的《士亡法》币，就立它一一条：“读书人逃亡西蜀东吴或者匈奴的，拿办即斩，其妻跟着押赴刑场”，不要罗罗嗦嗦，甚至婆婆妈妈地说些“在什么条件下才算读书人、读书人的妻子”，或者“在什么时间、地点、情形之下的离开才算逃亡”之类的言词，这样立法，就可“以不变应万变”，叫卢毓那样的执法官，方便灵话、运用自如，从而在法律的世界中巧妙地实现“著而有定者，律之文；变而不穷者，法之意”（傅霖语，见沈仲纬：《刑统赋疏》）。
用眼下的词儿来说，在这里，就可见到法律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相互结合”？
的确，顺着“希单灵活解释”的意思，好像府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也许足因为这点，我们就看到了晋代礼预有这样的说法：“刑之本在于简、直”（见房玄龄：《晋书，杜预传》）。达话是说，书写刑法的要领应该是简单清晰、一目了然，直至通俗易懂，断然不可成千上万条的冗词赘句堆上、叠上。杜预最为尊好“以礼人法”那一套。他想，礼、法、律、令，应该“相须为用”（见房玄龄：《晋书-杜预传》）。庸代李世民说：“同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觅是兢：《贞观政要-赦令》）上一节提到的司马光也说：“凡市法贵其
简要”（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乞令六曹删醯条贯白札子》）。就是民国初年和今日法律学者也有这般认为的：“简则治，繁刚乱，盖姒我国幅员之广、人民之众、风俗之殊，不能不以简驭繁之法，故各国无不有极详密之……法，而我国皆无之。”（程树德：《中国法制史第一篇总结·第四章中国法律之特征》）“在立法繁简的选择上，简明扼要总是要比繁琐庞杂要有利一些、”（周密，1985年：页427）
前面我们提过，“以礼人法”和“灵活解释”的观念是遥相呼应的。所以，顺下去的思路，当然是像杜预和司马光那样倾向于喜好法律的“言简意赅”。
不过，杜预另有两个理由说明法律不可繁琐。其一是，“法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见房玄龄：《晋书·杜预传）。其二是，“法出一门，……吏无淫巧”（见房玄龄：《晋书·杜预传》）。先说第一点。“文约而例直”，是讲文字简明通俗、条文准确明白。“禁简”是讲条文绝对不能“又臭又长”。这意思是说，如果真是这样办了，别人看得心里分明同时也就不会斗胆犯事儿丁，就算是再没有文化的贼人也会知道那是讲啥，从而规规矩矩，像明代邱浚所解释的那样：法律“浅易其语，显明其义，使人易晓，迸而不犯可也”（邱渣：《大学衍义补·慎刑宪》）。再说第二点，法律简单明了，自然要求法律一定要打一个地方出来，不可法出多门，比如无论何时都要皇上一言九鼎，这样，那帮官吏也就不敢投机取巧、徇私枉法了。
这俩理由怎么样？
一般束说，今人可是不大会这样想问题。我们都说，法律定得越详越密，自然越是好事。越详越密，一来可把所有我们看着别扭的犯罪一一列出，叫那些心怀鬼胎的分子，处处身临法网之边，使其不是心惊肉跳也会战战竞竞。二来，可叫那些贪官污吏无缝叮钻，因为啥事都已有条文摆在旁边，即便官吏装蒜，也不敢肆无忌惮地公开将黑的说成白的，将白的说成黑的。
对于后一点，本来可“从古时法家分子特别青睐国家法律的思想中，推断出来。前面第18小节说过，法家分子尤为喜欢国家法律的明确性和公开性，并讲，这样才能叫官员的一切所做所为尽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他们也就不敢投机取巧、胡作非为，即便是皇上他老人家，也不便“为所欲为”。当然，法家分子极少、或说没有直接挑明“条文越密越好”这一点，只是含蓄地暗示应该这样。《韩非子》提到过一个传说，里面讲春秋战国时期的赵筒子，派出官员去收税，官员请示收税的标准，赵简子只是说了“不要太轻也不要太重，反正贪官无法从中赢利就成”这句话，谁知，没过多久，有人告诉赵筒子，这个标准正好使贪官发了、富了，赵筒子一查，果真如此，由此竟然气得眼冒金星（见韩非：《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这是含蓄暗示的一个例子。而今人则是毫不犹豫，从推崇同家法律的观念中，硬是追究出了这个结论，而且越发相信这是国家法律发展的必由之路。
那么，杜预为啥会那样想问题？他的想法为啥和今人或讲法家分子的含蓄意识，正好相反？
我们应该注意，如果联系一下前面说的“灵活解释法律”的问题，就可以知道，法律不论怎样详密书写，终归不能逃避“解释”这桩难事。而且，就算可以充分发挥想象能力和推理能力，攫肠刮肚、费尽心机，把那社会上可能发生的人事物事想个清晰透彻，也会挂一漏万，毕竟将来发生的许多事情不是我们所能预先知道的。此外，还有一个麻烦，这便是把法律条文写得越多越密，条文之间“相互矛盾”的可能性，就会与日俱增。试想一下，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挑明写出，那法律的书本就会“臃肿庞杂”，“臃肿庞杂”的结果，就像“鸡多不下蛋、人多瞎捣乱”…样，自生紊乱、自含矛盾。有了紊乱和矛盾，不仅一般人有时看了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且，那也正中贼人污吏的“取巧”下怀。正所谓“法愈详而弊愈极”（陈亮：《陈亮集-铨选资格》）
既然文字法律无论怎样都不能逃避“解释”，并且多写多立还会自生“麻烦”，从而叫人有机可乘，那么，我们便可以隐约理解杜预为啥会那样思考问题。
当然，杜预主张法律条文应该“言简意贼”，并非是要条文变得少得可怜，相信“一句可以顶上一万句”，或将所有各类犯罪的名目列为一条一“只要干了大逆不道之事，便可相应处罚”，而是认为，法律条文字句尽量简单明了。这是一个“相对”意思的表达。在法学理论中，没人会说法律条文简洁得应该“极度集中”，万句并作一句。那是一个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