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善于奖赏？
作者： 访问次数：130 时间：2021/07/31
前几小节，围绕着“教化为先”这一主题说了不少话，最后
落在了“礼治”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上。其实，在中国法学中，“礼治”只是—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治理方式，它表征着其他各类习惯规矩对比国家法律而具有的不同意义。我们，仅仅拿它来具体说明一个思路而已，在结束“教化为先”这个主题之前．再看一个与“礼”略有关系的历史故事。它有点意思。 春秋时期，有个叫赵襄子的君王曾被敌人困于晋阳城中：解围之后，大概有五个人受到了奖赏。其中第一个受奖的人叫高赫。这高赫在城被围之时，既没有奋力杀敌，也没有出谋划策以克敌制胜，只是天天依然和赵襄子以君臣相称。颁奖之后，有个叫张孟谈的看着心里不明白，便问赵襄子：“晋阳危机之际，那高赫没啥功劳，其他勇猛彖敌者无数，为啥叫他第一个受赏？”赵襄子则说：“晋阳被围，国家已经危在旦夕。在这种情况下，我身边的群臣个个趾高气扬、傲慢无边，唯独高赫不失君臣之礼。因此先赏他。”孔子知道这事后，伸出拇指推出一通称赞：“这叫善于奖赏。赵襄子果然是个好样的，奖赏一人而使天下做臣子的没人敢失礼了！”
也是那会儿，有人针对孔子而做评论：“孔老二还算圣人？居然不知怎样才叫善于奖赏！”这言外之意，是说善于赏罚的人，应该设置国法，先罚后赏，对那些趾高气扬、傲慢无边的人先罚，然后对杀敌立功者来个奖赏。无论怎样，还轮不到高赫第一个受赏。描述这故事的《韩非子》接着说，本来，赵襄子被围于晋阳城时，上下可说是同仇敌忾，这表明君臣君民之间的关系还是蛮不错的。在这种情况下，居然有人敢趾高气扬、飞扬跋扈，说明赵襄子又是赏罚不当。做臣于的，只有出谋划策有功的时候才能奖赏，而高赫仅仅是老实了一点，就有这番甜头，实在是无法理论。赵襄子应该首先将那些目中无人的近臣个个查办，然后再亲赏杀敌立功者，至于高赫，放在一旁根本不用理他。因此说，孔子根本不知怎样才叫做善于赏罚（见韩非：《韩非子·难一》）。
我们接着前面讲的“礼治”来谈这个故事。孔子的意思，是说为君者关键在于提升臣民的“礼”之意识，有了“礼”，一切皆有章法而且遇事不乱，所以要先赏高赫。《韩非子》的意思与这完全是对立的。它想，那“礼”管个啥用，临危之际还需有人奋勇杀敌才是，奋勇杀敌者的出现，靠的是奖赏这个动力。具体到有些近臣趾高气扬、傲慢无边这回事，孔子的隐含意思是说，有“礼”就不会出现这等事了，而《韩非子》的意思是说，有“罚”才能镇住那帮乱臣。说到这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实际问题：赵襄子究竟是依着孔子那一套继续做下去管用，还是依着《韩非子》那一套管用？我们在知道了“礼治”和“法治”的各自道道儿之后，能不能顺利地解决这个实践问题？如果不能，又该怎样？
我想，这是任何社会理论当然包括法学理论，必须面对而又不大好解决的问题。
仁爱教化的主张，容易将人引向礼治的想法。礼治的想法，反过来又让人发觉自然的温馨和谐是难能可贵的，使人希冀仁爱的教化，正像梁启超总结的，“礼治绝不含有强迫的意味，专用教育手段慢慢地来收效果”（粱启超，1 996年：页264）。落到我们中国的社会里，也许会发觉，礼治一类的方式要比“法治”（当然不是西方人的法治）来得方便而又效率，更能使社会原有的人际关系自然舒展，因为，中国的许多地方，好像更类似“熟人的世界。
这是中国法学的某些理论的．一个条理。
这样，为了防止对抗社会的犯罪行为，国家法律便不像法家分子想象的那样，可以防微杜渐，相反，它似乎只能“亡羊补牢”。真正可以防微杜渐的，恰是仁义教化，或者说是礼治。所以，“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大戴礼记·体察》；贾谊语，见班固：《秘书，贾谊传》）或像汉代司马迁所讲：“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换句话说，在中国的一些法学理论中，国家“法律的作用不在十‘预防'对于自然和谐的破坏，而在于发生这种破坏后对自然和谐的‘修复’。…礼’（道德和礼仪方面的原则）具有预防性
嫂能，其作用在于使人们远离犯罪；‘法’则具有‘修复．效能，它只是在犯罪发生之后才起作用”(布迪、莫里斯，1995年：页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