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万贯钱到十万贯钱--法的含义（二）
作者： 访问次数：138 时间：2021/07/24
接下来的结论，当然就是“生来利他主义的人数量极少，而绝大多数人皆是利已主义者，因此，严厉的刑罚是必要的，制定法律，上要是针对大多利己主义者，而不是针对并不重要的利他主义者”（布迪、莫罩斯，1995年：页16-7）。
可是，人性恶的说法，讲的是所有人都有“邪恶之心”。这般讲法，怎能将帝王之类的统治者、制定严刑峻法的那些人和讲人性恶的那个人，剔除出外？帝王或其他一类的统治者，也都是利欲熏心，制定严刑峻法的人也是自私自利，而讲人性恶的人，更是出于“邪恶动机”来讲人性恶，如此，怎能相信他们的所做所说？即便可以说少数人是利他主义的，怎能断定这三类人就是属于这些少数人？这些问题，十分敏感而有趣。中国法学的多数理论，尤其是古代的多数法律话语，对此只字不提。倒是另有少数学说，羞羞答答地暗示了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我们留待后面第34小节，再来论说。其实，它也没有多少这样的实际意义。在社会学和经济学里，它仅仅是对策理论（Gune Theorv）的一。个经典模型，时常用来解释社会经济关系中人们的合作互助现象。它形象地说明，一个圈子的成员假如没啥合作的意识，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患得患失，到头来只能是每个人都无好果子吃。比如，一同去馆子搓一顿，大家说好均摊开销，如果没有个事先“商量”，则自认为聪明的人就会打起小算盘：“既然均摊，我为啥不挑贵菜点呢？如果我点便宜的不就要替别人负担一部分账？”而别人也不是蒙在鼓里，他也可能这般琢磨u结果，帐单来了就会人人傻眼：价格上去了。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当然，店主是乐不可支的。
回到我们的中国法学理论。对这点儿基于人性自私而出现的“囚徒周境”，古人早巳有所觉察，只是没有这样明确说明它。而且，就像寓言里提到审判者一样，古人也提到了君王如何利用类似的困境，去摆弄小官平民。
《商君书》讲，“……夫利异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为保也。……夫事台而利异者，先王所以为端也”（《商君书-禁使》），这是说，让那些利害关系相互矛盾的人彼此共事，绝对是古代帝王叫以般官吏难以狼狈为奸的好主意，而想法设法叫那些共事人的利益互相矛盾，正是古代帝王确立监督制度的要害之处。《商君书》还提到过一个有点蹩脚的比喻：让养马的和养鸟的官吏互相监督，一点作用都没有，因为，不仅他们做的事儿一样，而且利益也大体一致；假如马可以说话，那么养马官和养鸟官，就没招儿掩盖自己的罪恶了，这是因为马、鸟和这两类小官之间“利异也”（《商君书-禁使》）。之所以“利异也”，《商君书》没提，我想，可能是因为马、鸟稍有“不听话”，就会遭到两小官的白跟或拳脚相加，甚至没有饲料和鸟食儿下肚。
可以断定，占人议论官吏之间、小民之间的利益矛盾，显然是无意之中将官民看作“两难困境”中的囚徒，看作餐馆里均摊开销而又彼此算计的食客，并且希望，君王一类的统治者，去当“两难困境”中的审问者，或者去当餐馆里的店主。这些议论接下去的意图，是想说明在挥舞严刑峻法的同时，要充分巧用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那也和人性恶这码事有着密切联系。巧用到位，既省事，又效果显著。
再说到法律的身上，可以看出，这等思路无疑是将法律槐为帝王统治者的精妙利器，而且，是在回避帝王统治者也有性恶问题的情况下，断定法律的统治定是绝好的治国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