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贵与其已故前妻生育二子一女，即长子王明东、次子王明涛、女儿王明芸。王金贵之前妻于1997年死亡。诉争房屋25号二居室原属王金贵所在单位分配由其承租的房屋。1998年王金贵所在
单位进行房改，王金贵与其工作单位签订了《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共计交纳了购房款17865元，房屋所有权人登记在王金贵名下。2002年1月王金贵与康雨晴登记结婚，2008年2月王金贵死亡，未留有遗嘱。2001年12月，王金贵与康雨晴曾签订了婚前财产协议，约定：对女方婚前财产（房屋和财物），婚后男方放弃支配和继承权，由女方自由处置；男方现居住的25号两居室住房，婚后夫妻共同居住，若男方先于女方逝世，房屋就由男方婚前子女继承，但女方可继续居住，直至逝世或主动离去（投靠亲属或再婚）后，继承生效；婚后夫妻共创财产，双方依法互相继承；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公证后生效。后双方未就该婚前财产协议进行公证。
        2008年5月，康雨晴诉至法院称：我与王金贵确立了婚姻关系，婚后我们居住25号房屋。王明东、王明涛、王明芸系王金贵的子女，他们各有住处，很少来探望王金贵。王金贵去世后我就单独居住在25号房中。王明东、王明涛、王明芸多次上门与我吵闹，要求我搬出所住房屋，还与我发生冲突，造成我受伤。今年4月，他们还把我居住的房屋铁门焊死，使我无法进入。现我流落街头，无家可归。我作为王金贵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且我年过半百生活困难，在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考虑。故我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我对王金贵遗产有继承权，并依法对25号房屋进行遗产分割。
        王明东、王明涛、王明芸辨称：我们父亲王金贵久居在25号房屋，他与康雨晴在结婚前已经作了婚前财产确认，康雨晴没有理由继承我们父亲的遗产。我们父亲生前患有多种疾病，我们都对他进行了照顾，他的医药费中的很多钱也是我们支付的。康雨晴在我父亲病重期间鼓动我父亲的朋友，要求变更婚前财产协议，为此我们父亲跟她发生争吵，康雨晴就将我们父亲单独留在屋中达七个小时。我们父亲去世后，康雨晴为霸占财产，把房产证、协议书及股票卡等相关有效证件都藏匿起来，还更换门锁不让我们回家。故我们要求康雨晴从所居住的房屋中迁出。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法院释明后，双方均不同意对25号房屋的价值进行评估鉴定，亦不同意进行竞价。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继承人王金贵与康雨晴签订的婚前财产协议中约定了该协议生效的必备条件，即双方签字公证后生效，现王金贵与康雨晴虽然在该协议中签字，但双方未就该协议进行公证，故王金贵与康雨晴签订的婚前财产协议的生效条件并未成就。现王明东、王明涛、王明芸要求按未生效的婚前财产协议处置王金贵遗产的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对此不予采纳。而王金贵死亡时并未留有遗嘱，故王金贵的个人财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康雨晴、王明东、王明涛、王明芝继承。学虑到康雨晴与王金贵共同生活，在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另法院从便于生活与生产的角度考虑，25号房屋归王明东、王明涛、王明芸所有为宜，由王明东、王明涛、王明芸给付康雨晴一定的财产折价款，因双方均不同意对诉争之房屋的价值进行鉴定评估，故财产折价款的数额由法院酌定。综上，法院作出判决：1.25号房屋归王明东、王明涛、王明芸所有。2．王明东、王明涛、王明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康雨晴18万元。

        1．《婚姻法》的变化
        本案的争议涉及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的异同问题。我国1980年的《婚姻法》规定夫妻财产制度包括法定和约定两种，约定的效力高于法定，较之1950年的《婚姻法》，法定夫妻财产制从一般共有制度改变为婚后所得共有制，缩小了共有财产的范围。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中，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夫妻财产关系也表现出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特征，原有的夫妻财产制度已经很难适应新形式的要求。2001年我国《婚姻法》有了较大的修改，其中就包括夫妻财产制度。修改后的夫妻财产制度仍然采用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并存、约定的效力高于法定的立法模式，仍坚持以婚后所得共有制为法定夫妻财产制度的主要架构，但是列举了法定夫妻共有财产的范围，增设了夫妻个人财产制。
        2001年《婚姻法》在第18条增加了夫妻个人财产的相应规定，一方婚前的财产属于个人财产。夫妻一方个人财产还包括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而获得的医药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以及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婚姻法》第18条的概括性规定“其他属于一方所有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军人的伤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医药生活补助费等也属于个人财产。
        一方婚前拥有的财产，不因为婚姻关系成立而发生改变，也不因婚姻存续而转化，这是修改后的《婚姻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此前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1 1月《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曾经规定，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8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以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则明确规定，《婚姻法》第18条规定为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当事人另有定的除外。
        本案的诉争房屋购买于双方建立婚姻关系之前，属于婚前个人财产。被继承人死亡时，双方的婚姻关系长于8年，而且双方一直使用该房屋。依据1980年的《婚姻法》，该房屋应为共有财产。但依据2001年的《婚姻法》，该房屋应当是被继承人的个人财产。
        2．约定财产制
        2001年新的《婚姻法》也对约定财产制度的内容和形式有所完善。该法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约定夫妻财产制度采用的是任意性规定，即法律没有限定当事人可以约定的财产制度的类型，也没有限制当事人可以约定财产的范围。当事人可以约定婚后财产的归属，也可以约定婚前财产的归属；可以约定分别所有，也可以约定共同所有；可以约定财产的归属，也可以对财产的管理、使用加以约定。夫妻财产约定的时问也不受限制，婚前婚后约定都可以。
        夫妻约定财产的效力主要表现在：第一，约定夫妻财产可以排除法定夫妻财产制度的适用。在当事人有夫妻财产约定的情况下，法定财产制度不适用，即约定的效力高于法定。当事人只对部分财产加以约定的，没有约定的部分仍然适用法定财产制的规定。第二，约定财产对夫妻双方具有拘束力。在婚姻存续期间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内容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在婚姻关系终止时对夫妻财产按照约定加以分割。第三，约定财产不能当然对抗第三人，由于夫妻财产约定不一定为他人所知，在涉及债权、债务关系时，夫妻双方或一方不得以约定内容对抗第三人的主张，但能够证明第三人知道约定内容的除外。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财产约定的举证责任在夫妻一方。
        虽然约定夫妻财产制度的效力高于法定夫妻财产制度，但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法定夫妻财产制度一直占有主导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受传统思想影响，一般人还不太习惯对夫妻财产加以约定，另一方面也证明，我国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能够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
        约定夫妻财产不一定要求公证，只不过公证的方式效力高于未公证的协议。约定夫妻财产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这一规定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口头约定可能产生的争议，但不能据此认为口头约定一定不发生效力。如果当事人对口头约定没有异议，该约定应当有效，这才符合民事活动中的意思自治原则。但如果双方约定要采用高于书面形式的要求签订协议，如约定要对财产约定加以公证方能生效，如果没有办理公证，那么就不能认为双方已经就财产做出约定，该婚姻财产约定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就属于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