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克己系朱玉梅之父。诉争房屋原由朱克已承租居住，该房产权人原为祥和区房地产管理局，由祥和区房地产管理局下属单位豫祥房管所管理。朱克己与豫祥房管所签订有公有住宅租赁合同。1987年，朱玉梅将户籍迁至本案诉争房屋处。1988年，朱克已出国到美国居住，并于1998年6月将在原居住地的户籍注销。1993年10月，朱玉梅向豫祥房管所提出《购买直管公有住宅楼申请书》，申请购买诉争房屋。同年10月31日，朱玉梅与祥和区房地产管理局签订《祥和区房管局优惠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成本价）协议书》，以35060. 27元的价格购买了上述原由朱克己承租的房屋。1996年2月，朱玉梅取得了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证书．、2003年，朱克己回国，并于2005年12月23日将户籍登记于其另一女儿处。朱玉梅在购买房屋时，向豫祥房管所提交了写有朱克己名字的字条，该字条内容为，朱克己同意朱玉梅购买其承租的房屋，字条内盖有朱克己的名章，原审法院在审理中，委托相关部门对该字条进行了鉴定，结果为字条中“朱克己”三字并非朱克己本人书写。朱玉梅对此不持异议，但提出该字条确系朱克己在国外时通过他人交付于她，当时并不清楚此字条并非朱克己所书写。朱克己在当时确曾同意由她购房，朱克己本人未书写字条可能是因身体原因，且字条图章是朱克己本人的，同样说明此系朱克己的真实意思。朱克己对于图章的真实并不持异议，但提出因该图章于其出国期间存放于本案诉争房屋内，故系朱玉梅私自所盖。
        2007年1月，朱克己起诉至法院称：我原是诉争房屋的合法承租人。在我旅居国外期间，朱玉梅伪造我的委托书，从豫祥房所购得上述房屋产权，但我对此并不知情，后我向房屋管理部门了解才得知此事。我认为，朱玉梅伪造委托书及相关证明文件，房屋管理中心没有尽到审查义务，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违反了我国法律规定，故起诉要求确认朱玉梅与房屋管理中心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朱玉梅辩称：我与房屋管理中心签订的购房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并未侵害任何人的合法权益，该合同合法有效。朱克己虽是诉争房屋的承租人，但其已经迁出，已不具备承租和购买该房屋的条件，由于朱克己没有权利购买诉争房屋，我的购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没有侵害朱克己的合法权益。另，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当自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两年内提出起诉或主张。朱克己自称不知道我购房的事实，但2003年朱克己回国后仍然称自己不知道此事不能成立。朱克己在回国时将户籍登记在其他房屋，这也充分说明朱克己对我购房的事实非常清楚。故朱克己的起诉也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朱克已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同意其诉讼请求。
        房屋管理中砖辨称：根据当时的房屋购买政策，朱玉梅作为在诉争房屋内的实际居住人有权购买房屋。当时朱克己并未在国内，其户籍也没有登记在诉争房屋内，故朱克己没有权利购房。我中心经过审查朱玉梅提交的材料，批准其购房，我中心不存在任何过错。对于朱玉梅所持的材料实质的真实性，我中心并无能力审查。现朱克己起诉要求确认买卖合同无效，没有依据，故不同意其诉讼请求。即使法院判决双方所签合同无效，诉争房屋也不能恢复到购房前的状态，因朱克己在诉争房屋已没有户籍，其不具备继续承租诉争房屋的条件。
        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恶意串通，侵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朱玉梅在购房时出具写有朱克己名字的字条以求购得诉争房屋，但该字条并非朱克已本人所写。朱玉梅辩称该字条系朱克己托人自国外带回的辩护意见，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但朱玉梅与房屋管理中心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朱玉梅在购买诉争房屋前，实际居住诉争房屋且户籍亦登记在此，房屋管理中心在朱玉梅申请购房后经过了审批程序。朱玉梅虽提交了并非朱克己本人所写的字条，但此并不能证明朱玉梅与房屋管理中心在签订合同时系恶意串通。故朱克己要求确认朱玉梅与房屋管理中心签订的购房合同无效，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对朱克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朱克己的诉讼请求。
        公有住房的购买制度是伴随着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而一步步发展起来的。1978年国家首次提出了关于房改的问题。1979年开始实行向居民全价售房的试点。1982年开始实行补贴出售住房的试点，即政府、单位、个人各负担房价的1/3。1986年2月，成立了“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1988年2月国务院批准印发了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掀起了第一轮房改热潮。1991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这是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根本目的，这标志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已从探索和试点阶段，进入全面推进和综合配套改革的新阶段。
        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又下发金额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要求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性的旧体制，改变住房建设投资由国家、单位统包的体制为国家、单位、个人三者合理负担的体制；改变各单位建房、分房和维修、管理住房的体制社会化、专业，化运行的体制；改变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为以按劳分配的货币工资分配为主的方式。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积极推进租金改革，稳步出售公有住房，加快经济适用住房的开发建设，该文什的下发标志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已进入深化和全面实施阶段。
        在上述纲领性文件颁布之后，各地纷纷制定了具体操作性规划，对公有房屋的出售问题做出具体规定。较具代表性的为北京市人民政府1992年7月1日颁布的《北京市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和上海市人民政府1994年5月18日颁布的《上海市关于出售公有化房的暂行办法》。上述文件均规定了什么样的公有房屋可以购买、购买人的资格要求、购买的程序、购买后房屋的维护、购买后的再次上市等相关内容。本案所涉及的问题就是购买公有房屋的资格问题。对此，《北京市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凡有本市城镇常住户口的职工，均可向所在单位或现住房产权单位申请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由于北京市1992年的规定出台较早，所以本条规定较为笼统，上海市1994年的规定就较为详细，《上海市关于出售公有住房的暂行办法》第3条第2款规定：“购买成本价公有住房的对象，应为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公有住房承租人或其同住成年人和符合分配住房条件的职工。”实际上，北京市房管部门直接管理的房屋出售也是适用上海市此项规定的，也就是说购买公有房屋或者为承租人，或者为川住的成年家属，一个必要前提就是要有本市的常住户口。本案中的父亲当时已经迁居国外，根本不符合购买的条件，所以其现在主张合同无效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本案中的公房属于直管公房，直管公房和自管公房均属于公房。所谓公房是指国有房屋和集体所有的房屋。直管公房即直管房，所有权是国家，由房管部门统一管理，管理形式表现为某市某区第某个房产经营管理所，简称房管所。自管公房即国有企业响应国家政策或集体，或自建而分配给本单位职工的福利房。与公房相对应的私房是指个人所有、数人共有的或出租的住宅和非住宅用房，包括历史遗留的拥有私人所有权的房屋、个人合法建造的房屋、个人购买的房屋。
        涉案房屋是由当地房管所直接管理的直管公房，在上市出售的过程中，根据当地的具体规定，应当由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承租人或者与承租人共同居住的成年家属购买。虽然朱克已是房屋的承租人，但购房时他已迁居国外，朱玉梅作为原承租人的成年家属购买涉案房屋，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的另外一个事实是朱玉梅提供给房管部门一份朱克己的同意书，朱克己否认这份同意书的真实性，并因此主张恶意串通合同无效。如上所述，朱玉梅购买涉案公房的决定因素并不是该同意书，朱克己亦未证明房管所和朱玉梅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所以人民法院没有对同意书的真实性作进一步探究，朱玉梅购买房屋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故人民法院驳回了朱克已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