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立即发表了一份公告，要求恢复安静，并请求群众尊重司法和法官，尊重人权、自由、平等。但是，群众和群众领袖掌握了全权，并且准备加以利用。新的市政府要求承认它的权力。它打着三面旗帜，上面分别写着“祖国、自由、平等”。他们的讲话十分严厉，最后要求废黜国王和召开国民公会。一些代表团相继来到议会，而且都表示了同样的愿望，说得更准确些，是来传达同样的命令。议会不能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议会不愿由议会来废黜国王。韦尼奥代表十二人委员会登上讲坛说：“我提议采取一项严厉的措施；不过，我相信，想到必须即刻通过这项措施，大家会感到很痛苦。”这项措施包括：召开国民公会，撤换各部大臣，停止国王的职权。议会一致通过了这项提议。吉伦特党各大臣复职；那几项著名的法令付诸实施；流放了将近四千名拒绝宣誓的神甫，派出了一些委员，对军队进行甄别。议会最初曾以卢森堡宫供路易十六作临时住所，现在掌握全权的公社以不能对路易十六的人身负责为理由，把他视同囚犯押送到丹普尔堡去了。最后，定于9月23日召开特别会议决定王权的命运问题。不过，正如7月14日是中等阶级反抗特权阶级和君主专制的起义日子一样，王权在事实上已经在8月10日群众反杭中等阶级和君主立宪的起义的日子被推翻了。从8月10日起，开始了革命的独裁和专权的时期。境况越来越困难，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正在进行，并且激起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是放纵的，因为它是群众性的，它使下层阶级的统治变得不安、残酷、暴虐。这时，问题完全改变了性质。要达到的目的已不再是争取自由，而是救国了。从1791年宪法制成到共和三年宪法规定建立督政府这一国民公会时期，只是一场长时间的反对各党派和反法同盟的斗争。事情可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呢？梅斯特写道：“革命运动一经奠定，就只有雅各宾主义才能拯救法国和君主政体。……我们的子孙将不会受我们这样的痛苦，他们将要在我们的墓地上跳舞，笑我们当日的无知；他们对我们所经历的、保持我们最伟大的王国的完整的激烈行动将感到欣慰。”

    各郡纷纷响应8月10日事件。一向接受革命影响较迟的军队依然还是保王的立宪的军队；不过，由于军队是从属于党派的，当然也很容易接受主导的思潮。第二等的将领如迪穆里埃、居斯蒂纳、比隆、克勒曼、拉布尔多内等，都准备拥护最近发生的事变。他们还没有打定主意，希望这次革命能使他们晋级。两个总司令的态度却不是这样。吕克内在8月10日的起义和他的朋友拉法耶特之间摇摆不定，他称8月10日的起义是在巴黎发生的一件小小的意外事件。至于立宪派领袖拉法耶特，则始终信守自己的誓言，仍然企图维护已不存在的宪法和已被推翻的王位。他当时指挥着约三万名军队，这些

军队都是效忠他的事业和他本人的。他的司令部设在色当附近。他在拟订维护宪法的抵抗计划时，曾同这个城市的市政当局和阿尔登郡的政务厅行动一致，建立了一个政治中心，使各郡可以和它联合。立法议会派到拉法耶特军中的三个委员一一凯尔森、安托内尔、佩拉尔迪被扣留起来，并且押在色当

的堡垒中。他采取这种手段的理由是：议会既然受到胁迫，担任这类使命的议员只能是挟持议会和国王的叛党的头领或工具。然后，军队和行政当局重新对宪法宣了誓。拉法耶特极力想以扩大军人暴动来反对群众的暴动。

    这时候，拉法耶特将军也许是对过去、对法律和共同誓言考虑得过多了，以致忽略了法国当前的真正特殊情况。他只看到爱好自由的人们最宝贵的希望成为泡影，政权受到暴民和雅各宾派的无政府统治的侵夺；他却没有看出这些最后登上革命舞台的人必然胜利的形势，这种必然性对他诚然是不幸的。资产阶级在推翻1日制度和战胜特权阶级的时候曾经是相当有力量的，但是革命胜利以后他们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看来他们是无力击退逃亡贵族和整个欧洲的。因此，这时候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动荡，形成了一种新的信仰，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斗志昂扬、如同资产阶级热中于7月14日那样，对8月10日事件不仅没有厌倦而且正是非常热爱狂热的阶级。拉法耶特是不能与这个阶级意见一致的。他曾在6月20日以前和以后，在制宪议会时期，在练兵场镇压过这个阶级。他不能继续干他的这个差使，去维护一个正确的但因事件的发生而宣告失败的政党的存在，否则就会损害国家的命运和他所竭诚拥护的革命的成果。如果他继续反抗下去，就会在国难当头、联合所有力量也不知是否足以对付外敌的时刻，引起了军队与人民之间的内战。

    到8月19日，侵略军于7月30日从科布伦次出发以后，正在沿摩泽尔河上溯，向边境推进。各部队面临共同的危机，决心仍然服从议会指挥。原来附和拉法耶特的吕克内，这时改变了态度，甚至在梅斯市政局前痛哭流涕发誓表示改悔。拉法耶特也感到必须向更有力的命运低头。他一身承担了这次军事暴动的全部责任，然后就离开了军队。同时随他离开的还有步罗一德一蒲济、拉图尔一莫堡、亚历山大拉梅特和参谋部的几个军官。他通过敌人的岗哨投奔荷兰，以便从那里到他的第二祖国一一美国去。但是他被发觉并且和同伴一起被捕。一反国际法的规定，他被视作战俘，起初监押在马格德堡狱中，以后奥地利人又把他囚禁在奥尔莫乌茨。英国议会曾出面为他活动，只是后来到波拿巴的时候才根据康波福米奥和约01把他释放了。在四年严酷的监禁期间，他历尽艰辛，对于自由和祖国的命运毫无所悉，但是他在前途绝望、身陷囹国中表现了最大的刚毅。当释放他的时候，曾要求他有某些悔改，他的回答是宁可终身囚禁，不愿背弃他拥护过的神圣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