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俗惯例式的民间法
作者： 访问次数：108 时间：2021/09/08
前而，我们已经讲了许多“礼制”的世界。在中国法学的一些理论想象中，“礼制”的世界是自然和谐的。由于中国人的社会大体上是个熟人的社会，人们总是擦肩而过，或者熟悉的面孔天天见，这就使“礼制”更是如鱼得水，使“礼制”与社会水乳交融。可是，说千道万，今人已经不太在意那个“礼制”的秩序了。在今人的语汇中，“礼制” 一词似乎已被大体切除，被当作古董的玩艺儿，基本列在了历史博物馆之中。反之，“国家法律”一词儿倒是轰轰烈烈，耀眼夺目。那么，我们讲这“礼制”，还有啥意义？
应该注意，“礼制”这等用词儿在古人那里，既是一个理想世界的描述，又是一种思路的指示路标。就后乙种意思来说，它实际上是在指示任何意义的自然而然的社会秩序。夫凡是自发生长的秩序，那类思路就有爱不释手的欲望与嗜好。这等思路，在今天依然是蛮重要的。我们可以发现，现今的中国法学的一些理论，正是依着这等思路发“自然”之幽情。
有一点首先应当提一下。这便是，咱们今天社会不论怎样发展，都可以让人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景观：在各个阶层、团体、行当、社区里，总有一些规矩会慢慢随着日子的增加而滋生、发育。比如，在今日的学校里，就有一些校规；在工厂里，有厂规；在俱乐部里，有守则；在医院里，有院规；在行会里，有行规；在交易所里，有商规；在乡镇里，有新的乡规镇规之类的东西；而在所有这些组织之内和之间，又有四处贯通、普遍适用的习俗惯例，……等等。这些规矩可说是千奇百怪、各有所异。它们和古人的“礼制”自然是有点联系的。梁启超说，“凡社会组织，总不能无长属关系。长即君，属即臣。例如学校，师长即君，生徒即臣。工厂经理即君，厂员即臣”（粱启超，1996年：页9生）。但它们更多是与“礼制”有些区别。“礼制”那类东西，通常是和人们的伦常道德相互联系的，而剐说的那些各色规矩，倒通常是与人们的“利益”、“方便”、“信誉¨、“习惯”之类的东西相互联系的。所以，“礼制”的人情味道浓了一些，而后面那些规矩的味道则是杂上加杂了。
说起那些各色规矩，洋鬼子里面早是有人对其唠叨了一番。比如，奥地利有个叫埃利希（Fugen Elulich）的法学家就说，这些千奇百怪、各有所异的规矩，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可是生生不息的，它们有时正是习惯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干脆把它叫做“活的法律肿。“虽说活的法律没有在国家法律的条文之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它们是主宰生活本身的铁规矩”( Ehrlich,1936：497)o“如果有人要求一个刚从外国回来的游客，去讲述他们结识的那些人的法律，自然会听到千篇一律而无区别的事情。游客会说到婚姻习俗、家庭过活、契约方式，等等，只是很少会谈到法院审判所依据的规则”（Ehrlich1936年：页10-1）。这个埃利希，正像我们已经建议过的，已经潇洒而叉宽泛地使用了“法律”那个词儿（见前第9小节）。
而这些各色各样的规矩，如果掰开仔细考究一下，可以看出它们其中有些大体上和现代社会的“有动有静的世界”有着某种联系。现代人的-一种习惯就是喜欢走南闯北，在自己的“草根”窝里呆不住，仿佛“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非要把自己搞得眼花缭乱方才痛快似的年比如，今日的农民大哥小妹，就想在大都市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不甘心在自家的乡间邻里一辈子扎下去，似乎如此才不会枉费一生。不仅农民大哥小妹他（她）们是这样，就是那些生长在城市大街小巷的阿哥阿妹，也是希望闯人自己陌生的新世界，不想在父辈甚至祖辈世代盘居的胡同、里弄之类的街道里，聊以自慰。而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到了一一个新地方，这现代人又不得不暂时“安营扎寨”，做些一段时间之内的踏实活计，不能也不会终日马不停蹄。到了学校，就要读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书；到了工厂，就要打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工；到了医院，还要做上一两年甚至更多年头的医护人员；……这几个月、几年，对于人际关系的熟悉作用来说自然足够用的了。
总的看去，这般走南闯北，是一种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而在“陌生人社会”中重新建立“熟人社会”（即使是暂时）的有趣过程。这样一种形式出现的新的“熟人社会”，和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传统的彻头彻尾的“乡土熟人社会”，似乎是小有区别c乡土的熟人关系，有种草根的性质，它意味着原有的地域对人际关系的限定与制约，因为，大家总是生活在一块土地上，这个土地又几乎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唯一资源，而离开这块七地就像断丁线的风筝一样，乡土人一定会发觉自己的命运将是凶多吉少。有如学者费孝通所说的，在那些靠地谋生的人的眼睛中，“土，是他们的命根”（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除了这之外，那些乡土人呆在一个地方一混就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又仿佛是在告诉别人，他们几乎是世代站在一块土地上，望着日升月落、星转斗移。
